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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遥远海外的原材料、来自遥远海外的产品观念和技术，最后，主要存在于遥远海外的商品市场，这个围绕着棉纺织品的全球供销网络，是地方性的半封闭经济体所不可能具有的；而之所以只有18世纪末的英国能够拥有并控制这个全球网络，是因为英国长期以来通过战争获得的独有特权。贝克特写道：

  从这个地方性火花开始，英国逐渐建立纵横交错的世界经济体，并主宰人类最重要的一项产业。从这个地方性火花开始，工业资本主义慢慢的出现并且最终将其羽翼囊括全球。从这个地方性火花开始，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出现了。8

  所以，一定不可以倒果为因。根据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李伯重的研究，水转大纺车的工具机所达到的工艺技术水平比著名的“珍妮”纺纱机更高，工作性能和工作效率也更高；甚至有学者推测，后者可能就是前者经印度传入英国后略加改良的产物。9但是，这丝毫也不重要，因为问题的关键本来就不是技术发明，而是英国通过对外战争所创造出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及通过战争对于资本主义跨国网络的有效控制。如斯文·贝克特所说：

  换言之，只有战争资本主义所攫取的力量才使他们从水中汲取动力成为可能。10

  除了棉纺织业，别的方面的情况也类似。多个历史学家们认为，假如没有战争的推动，在蒸汽机生产、铁路、轮船以及许多在这些生产的全部过程中迸发出的创新激增现象，不大也许会出现。另外，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的标准化物品的需求产生了规模经济，并且随之刺激了生产的集中化。在运输现代化和通信现代化方面，来自战争的需求，是最重要的牵引。

  历史上第一次，征服战争不仅仅意味着在掠夺战利品方面的巨大收获，而且意味着对于工业化进程的巨大需求牵引，于是形成了军事能力与工业能力的正反馈同步增长。保罗·肯尼迪写道：

  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滑膛枪炮（雷管、膛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幅度提升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也许在19世纪末能够正常的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中，基钦纳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1.1万名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结果，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然浮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最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100倍，从达·伽马时代起尚不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就没有限界了。11

  其实，战争造就了国家和社会，战争也创造了经济稳步的增长，根据欧洲的近代历史得出这样的原理并不稀奇。西班牙纳瓦拉大学桑切斯Rafael Torres Sánchez在对“国家、战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的课题进行了研究之后认为，事实就在于“欧洲人成功实现了增长，不是由于享受了和平，而是由于借助了战争”。而马克思也指出过：“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士。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2

  根据贝克特的研究，资本主义在每个阶段都包括了一些共同的要素，包括战争的运用、对殖民地资源的占有、对全世界劳动力队伍的重组、跨国网络的建设以及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盟等。这一些要素无不起源于战争资本主义时代，并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继续发挥作用，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他认为，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转型的成功真有什么“秘诀”，那就是英国将战争资本主义的遗产、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具有前瞻性眼光的资本家的积极行动以及一个具有强大行政、司法和军事能力并愿与私人资本进行合作的国家成功“统合”了起来。而这个“统合”完全是国家行为，单凭市场力量或科技发明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正如十字军东征和地理大发现让西方国家率先发现了现代科学，大航海之后的战争资本主义又让西方国家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贯穿这数百年历史的那条主线，就是持续不断的战争。

  赢得了战争，包括直接的收益——如获得战利品、战争赔款、新的殖民地、更多的特权、更高的国际地位等等——以及间接的但是更大的收益，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与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正反馈加速、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长等等。

  但如果再看战败国的这一面，事情就反过来了。输掉了战争，包括直接的损失——如人员和财产的丧失、割地赔款、新的不平等条约、更多的剥削和压迫等等——以及间接的但是更大的损失，如工业化进程被打断、经济稳步的增长进程被打断、国家发展计划被打断、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外患与内乱相互加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双双下降等等。

  而这正是中国自战争之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总体局面，与英国那种“好的”战争正好相反，中国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始终深陷在“坏的”战争当中。

  所以，正如西方历史学家们推开了胡乱解释、劳而无功的经济学家们，潜入到欧洲近现代史的海面之下观察冰山的山体，才又重新发现了战争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要想完整解释今日中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也一样要推开近几十年来一直胡乱解释、劳而无功的经济学家们，潜入到中国近现代史的海面之下，首先重新观察战争与中国工业革命不成功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然后再重新发现今日中国革命成功与中国通过战争赢得了和平这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能相对于帝国内阁，恭亲王奕訢被任命为首席总理大臣；同一年秋冬曾国藩在刚刚攻陷的安庆创办了第一家专门生产新式兵器的军械所；第二年同治元年6月，京师同文馆开馆，聘请外籍教师，翻译西洋著作；一系列新政标志着史称“洋务运动”的工业化的启动。

  很多学者倾向于贬低清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但事实上，当时世界的工业化强国以英、法、美为第一集团，大清、俄国和日本三国则在第二集团中差不多处于并列的位置，于1860年前后同时起步。而在“洋务运动”初期，大清的进步速度并不落后；安庆军械所成立的第二年，就研制出来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并试航了第一艘木制蒸汽轮船。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5年后的1876年，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参观了左宗棠创建的马尾船政局之后写道：“中国的工程师……英文说得相当好。船的引擎情况良好，啥东西看来都干净，事事都认真有条理。”“最近造的一只船……引擎及一切部件，在建筑过程中，未曾有任何外国人的帮忙。”船政局所生产的产品，“技艺与最后的细工，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的机械工厂的任何一个产品相媲美而无愧色。”13

  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

  这是一个顶峰时刻，此后的孙中山再也没如此这般地歌颂过大清版改革开放；因为就在他这封上书的第二年，日清甲午战争这一场决定了历史转折的战争，一举打断了近现代中国的第一次工业化进程。

  工业与军事不分的时期，战争失败也就是工业化失败。1884-1885年中法海战，南洋水师全军覆灭，曾经辉煌一时的马尾船政局也遭到毁灭性破坏。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天津和北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能够生产鱼雷艇、新式火炮的大型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一并遭到毁灭性破坏。

  发生在中华民国初期的第二次工业化进程，当然也是被战争打断的。众所周知，民国第一个十年以及其后的1920年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和经济都出现了较快的正增长。沙培德写道：

  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业快速扩张，绝大部分年份的平均增长率在9%到13%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高（由于列强无暇东顾）。在这一形势下，农业产量同样相当可观，可以与人口增长（从1912年的四亿三千万到1930年的五亿）保持同步。尽管绝大部分军火购自西方，但中国自己的兵工厂也有所贡献；铁矿开采有所发展，建成了一些钢铁厂；公路与铁路网也有所改善。……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同样显示出某些连续性。14

  但是这个前景向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恢复趋势，终究是被日本的侵华战争和接下来的国共内战完全打断了，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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